伯纳德·亨利·列维：有一次最近的旅行你没有提起……
罗兰·巴特：是的，我明白，中国。我在那里过了三周。这次旅行组织得紧凑严密，当然，形式有些老套，尽管我们引起了特别的关注。
列维：您回来后，并没有就此次中国之行写下什么。为什么呢？
巴特：我几乎没写什么，但是，我极其细心地和充满兴趣地看到了和听到了一切。然而，写作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，一些所见所闻中附加的开胃的东西，我在中国没有找到这些刺激性的开胃品。
列维：然而中国确确实实充满了符号！
巴特：确实如此。但是你知道，符号只是在引诱我或激怒我的时候，它们对我才是重要的。符号本身对我来说远远不够，我应该有读解它们的欲望才行。我不是一个解释学家……
列维：这次你从北京返回，除了一篇论“中性”的文章外，什么也没有带回来……
巴特：在中国，我绝对没发现任何爱欲的、感官的、色情的旨趣和投资的可能性。这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，也可能是结构上的原因：我特指的是那儿的体制道德主义。
（本篇访谈摘自《新观察家》1977年1月10日发表的罗兰·巴特访谈《知识分子何用》。正是在此，罗兰·巴特应列维的提问简要地提及了中国。列维系当前法国最活跃的哲学家之一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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